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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The Japanese Empire)在 20 世纪初的国策,基本上集中在满蒙(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其主要目的有二,首要目的为抵御俄国对日本的威胁,其次为拓地殖民,其中首要动机含有自卫性质,次要动机则显然不是善举,但当时的世界奉行的就是丛林法则,日本帝国拓地殖民的行为,与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等扩张国家拓地殖民的行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正是出于这个国策,日本帝国于 1904 年对俄国开战,将俄国从南满驱逐了出去(此前的俄国于 1900 年借口义和团破坏中东铁路,将整个东北地区霸占了四年之久)日本帝国打赢俄罗斯帝国、并占南满之后,缺乏不惜与美国翻脸的决心,因此由于忌惮美国,没有将满蒙据为己有,而是决定遵守了当时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将南满交还给大清帝国,但是依据《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沙俄手中「继承」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以及部分林矿产,并立即向东北移民和驻兵,这支驻守南满铁路两侧的部队,后来叫做「关东军」。

日本帝国的潜台词是:我辛辛苦苦打退俄国,必须在南满拥有军事据点,对俄国形成均衡,否则他日俄国卷土重来,日俄战争就白打了。

从日俄战争直至国民革命(国民党接受苏联援助,发动内战,推翻北洋政府,并驱逐英日帝国主义的事业,称为国民革命)这二十年间,日本帝国的对外国策重心,都在经营满蒙。1911 年大清帝国爆发辛亥革命,神州战乱,显然是日本吞并东北的大好时机,当时不但有浪人向日本政府提议莫失良机,而且当时作为清军将领的张作霖,也向日本政府提议出兵侵占东北(张作霖手上有革命党血债,引日据满是为了自己安全),但是日本帝国当时通通予以婉拒,正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国策,仍然侧重于国际协调,即遵守国际秩序。

问题是:日本帝国从东北打跑俄国人的时间是 1905 年,而中华民国从大清帝国继承东北的时间则是在 1912 年,所以当时的日本精英认为:由于存在这样的先后历史,中华民国应当承认日本臣民在东北全面殖民的特权,日本精英也认为:东北地区和长城关内十八省汉地,必须区别对待,但中华民国的精英则认为:尽管并非「自古以来」,但东北三省既然是从大清帝国继承而来的,则也是中华民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任何人侵犯它的主权与行政的完整,国民革命之后二十年的中日交恶和战争,根源就在于这一点的鸡同鸭讲之上。

1923 年,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决意与苏联合作,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以及政治指导,于是从 1924 年广州「国民党一大」之后,国民党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号,并宣扬收复大连、旅顺、南满铁路等一系列的日本特权,将日本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国民党精英将这个事业理解为「救国」,而在苏联的算盘中,这只是苏联赤化亚洲这盘大棋的第一步而已。

国民党的铁腕「革命外交」,触动了日本帝国在东亚大陆的根本利益,假如日本势力从东北退出,那么不仅日本帝国的国民经济要退步,而且日本将无力阻挡苏联在亚洲的革命输出事业,如果听之任之,最终日本也难逃被苏联赤化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对于 1927 年迁都南京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寸步不让的方针。

国民党的排日国策,于今天回首一看,无疑是一场豪赌,它赌的是在大革命时期被唤醒的中国民气、以及九国公约等国际体系,能够对日本政府构成威慑和牵制,并迫使日本让步、从而从东北和平撤走,这是胜局,而败局则是日本的军事反击,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们并不是不懂得败局的危险,而是因为国民政府的外交精英,多半是从北洋政府留任(例如王正廷),他们为了表明自己「政治正确」,做出了比国民党人更为激进的「救国」姿态,但是作为中华民国全国来看,这盘大赌局显然底气不足,因为中华民国至少需要 30 年的时间培养国力、重整军备,才能有底气对日本帝国叫板,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显然未能做到审慎和稳重,这正是国民党精英的误国之处。

苏联在远东棋盘布局短短八年之后,远东局势果然如苏联所预期,国民政府的排日外交尽管使日本政府一筹莫展,但是却激怒了日本军方,导致日本军方决定抛开日本政府单干,于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三省全线沦陷,日本军阀在东北扶植了一个新的国家:「满洲国」。

国民政府显然无法承认「满洲国」,因为承认「满洲国」,不但意味着国民党合法性的丧失,而且更意味着国内各路军政势力的离心离德和内战风险,届时中华民国内部将会分崩离析、战乱频仍,情况远比承认「满洲国」更糟。但是不承认「满洲国」,日本军阀则认为日俄必有一战,届时国民党从华北向满洲国发动进攻,日本将背腹受敌,十分不利,所以日本军阀就要求「华北自治」,也就是要求在中华民国和「满洲国」之间,拉出一段距离,华北自治运动遭到了华北爱国学生和爱国官兵的抵制,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爆发的。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认为日本要吞并华北,因此中日大战无法避免,既然中日大战无法避免,那么中华民国应该在上海开辟新的战场、力图使西方列强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当「和事佬」,以牵制日本,出于这种策略,国民党在上海点燃战火,打响了淞沪战役,而在日本军阀的眼中,上海战火的点燃,是继「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又一次「侮日」行为,所以日本举国出动,「膺惩暴支」,结果南京沦陷,中国被打得稀巴烂,三千五百万伤亡,堪称浩劫,空前绝后。

国民党在灭亡之前,遇到了回光返照的好运气,那就是美国对中日战争的卷入,正是因为美国的卷入,中华民国才得以侥幸赢得战争,但是战争刚刚打赢,日本人在 20 年前所说的话,立马灵验,日本势力从东北退出之后,整个东亚根本就无法阻挡苏联的革命输出,结果,亚洲开始了它长达四十多年的赤化历史。

而在亚洲赤化的过程中,美国也终于醒悟了过来,它也发现:如果对苏联的革命输出置之不理,那么世界各国的多米诺骨牌,将逐一倒下,正是出于这种恐惧,美国出兵台湾,出兵朝鲜半岛,出兵越南,历史出演了十分戏剧性的一幕:美国在战后的亚洲,实际上是扮演了日本在战前的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直到 1991 年苏联解体。


马基雅维利风的国关分析却有阿姨学的神髓

按照姨学早已给出的路径,稍加具体勾勒而已,但细节还是暴露出冯学荣仍未得到姨学精髓的不足:姨学的其中一个核心理论:去支中心化,冯学荣仍未脱离:我支拿是核心宝地,俄国人和日本人为此争得头破血流的「支中心」思想。按照姨学的歧视链,俄国人》日本人》支那人,俄国真正垂涎和主要战略目标是:欧洲工业核心的德意志(同时也是共产宗教的圣城)。远东劣等黄种人的不毛之地一开始是不入俄国人的法眼。后面俄国人在进攻德意志外围的芬兰小国遇挫后,得知反攻圣城无望,不得不开始思考后续宿主的问题。

这里,又涉及姨学的一个具体理论,关于共产宗教的定义。姨学把共产定义为一种病毒,病毒是不顾宿主的死活的,所以姨把俄国比方成一个橘子,半数犹太血统的共产主义者原教旨的理想是,榨光俄国这个橘子,去反攻回柏林,进入天堂,扔下莫斯科在地狱。但重回天堂柏林的理想幻灭后,共产主义者的清洗者斯大林(这里又是一个姨学理论: 姨认为斯大林非纯粹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是他消灭即肃反了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开始考虑,当共产病毒榨光俄国,下一个宿主该在哪的问题。所以支拿在斯大林地图里,是宿主备胎的定位。

而日本人的战略,在冯学荣的解说了,还是被稍理想化和高尚化了。姨学理论完全可以解释日本人的初心动机:日本比支拿更早地尝试「黄种人崛起」的幻想努力,妄图逆袭歧视链。既然黄种人要崛起,自然所有白人都是敌人,不仅仅是半白杂种的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美国人都是敌人。这里涉及一个包括日本人自己也只是悄悄幻想的地理问题:黄种人要反攻白种人,是从日本本土越过太平洋是进攻美国好,还是一步步吃掉并消化韩国,支拿,让那些地区变成推进线,从西伯利亚花上一百年世界推向西欧好?再弱智的豚都应该不想让本土成为前线,会选择后者。

所以 1925 年军部政变前,日本人的文官政府的思路是:乐于看见白人英法和半白杂种俄国的撕逼,并尝试和英法合力两线摧毁俄国(海战日本根本不是英法美对手,日本黄种人反攻的希望只能寄望于陆战)。所以,与其说日本是高尚地抵御俄国赤化阴谋,不如说,原本日本也有一点吞掉俄国然后借道俄国反攻白人大本营西欧的最终幻想。


有脑力者之中,自傲如北一辉,也没干出过这个方向的事,没说出过这个倾向的话。无知无能且无识者,倒是常常能脱口而出。

追刘仲敬这样的星不是问题,跟着走也不是问题,毕竟他大方向正确。不过脑力智力判断力不足的最好都明白一件事:别把自己的妄想当成了指引方向的理论。靠妄想脑补的细节对理论家不关痛痒,对只有这点儿脑力的追随者可是攸关生死。

圣徒有没有撒谎,神当然是清楚的,但神清楚不等于靠把妄想当现实的 Fellah 可以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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